《丁香集》

卅年华梦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铁鸟

恰是一年好时际，孔雀南飞双双栖。将将浅草衬少女，锦官春雨不沾衣。

欢乐时光

    10万内线军队对三支3万人的外线军具有天然的优势。但40万军面对3支10万人的军队，这种优势将荡然无存。
    外线部队数量多到一定的级别后，由于战场容量限制，使得内线军数量优势不能发挥而陷入苦战，使得外线合击成为可能。其次，内线军由于必须出动的人数增多，补给困难会加剧，而且人数多，其机动力优势将大打折扣，而且留守部队也必须增多，而容易和敌人发生纠缠而无法摆脱，虽然主力获胜，但非主力的失败将严重抵消胜利的战果。

铁鸟

    晚年吴清源对围棋的理解，主张“中和”围棋。
    对此，先生这样解释：所谓“中”，在阴阳思想中，既不是阴也不是阳，应该是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中”，成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和”。所以，围棋的目标应该是“中和”。

铁鸟

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

铁鸟

    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
    中国在全世界，对把官僚制从初始形态发展到现在这样无比复杂的形态作出了最持续和最大的贡献。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有科举制的萌芽，然后代代发展。这个制度在十八世纪又通过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成为英国等国的现代文官制的参照源之一。
    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该官僚体制在二十世纪只在两个简短时间里受到严重冲击，而这两次严重冲击一方面冲破了平民百姓极端痛恨的官僚专制，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这是个基本的悖论。看看中国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会有稳定，另一方面也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严重腐败和特权。如果痛恨官僚腐败和特权，要打碎它，又会有动乱。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两难局面。
    二十世纪，中国官僚制受到严重打击的两个简短时候：
    一是世纪初的军阀时代。
    军阀制度是军人当政，那时确实看不到在中国历史上千百年里文官辅佐着皇帝统治庞大社会、窒息民间活力的局面，但军阀混战也给中国带来灾难。
    第二个时期是CR。
    毛发动CR的动机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对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不满，既有官僚体系经常不听他话的原因，即在刘/周/邓/陈等一线领导的控制之下，使毛觉得大权旁落；但同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对党官僚体系弊病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如果没有那些民怨，CR初期毛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衷心拥护的。CR的动乱当然也是可怕的，所以说，打烂还是不打烂官僚制，在中国是悲剧性的两难。
    CR“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
    当权者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三年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受害很小，所以对政局的影响不如CR。邓作为书记处的总书记，也就是官僚体系的大主管，最懂得这个要害。所以，毛去世邓复出以后，他在组织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复被CR打得稀巴烂的官僚体制。这也是为什么邓能够在毛之后迅速成为党和政府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他为CR中受到各种打击的官僚们代言，使他们重新回到掌权岗位---没有这个，邓不可能把天下稳定下来。
    问题在于，当一步步恢复官僚体制的时候，最早遇到的老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官僚的特权和腐败？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特权。由于那个时候大家对于CR的过程记忆犹新，而那时又是中国在1949年后思想最活跃和开放的时代，人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CR动乱的状态，要搞现代化，那就需要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够放任在CR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所以那几年在社会上和党内，都有要削减官僚特权、反对腐败的呼声，邓的多篇讲话都是回应这个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后，这个领域里的真正制度创新被束之高阁，官僚特权和腐败于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导出几个结论：第一，官僚制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第二，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的两难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会管理就会大乱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对它的根本弊病进行有效制约的话，特权和腐败就会日益加深，而它们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里促使民众不满、激化社会冲突、导致政治衰败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越来越把官僚体制延伸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传媒、科技、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反弹，是中国社会里越来越趋极端主义的反抗呼声，它们使你想起CR。国内有些学者把它称为中国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情绪化。这种可怕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
    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
    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准备给学生的参考书，有一本是研究中国CR的权威MacFarquhar的《毛的最后一场革命》。我正拿着书走出办公室时，来了一位资深访客，他一直是在中国参与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来出席一个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国际会议。看到我手里的书，他笑了笑说，很难讲CR是毛旗帜下的最后一场革命，现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CR的方式来对付特权和腐败。他亲身体验了从1976年到现在的整个中国的变迁，感觉是切身和敏锐的。近年来中国社会里，确实看到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以毛在CR革期间对“党内资产阶级”对特权和腐败的批评作为旗帜，不仅是反思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对抗性的政治行为。
    对我来讲，一方面对CR中的残暴行为、CR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永不能忘怀。但另一方面我也忧虑的看到，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CR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中国毛病的一剂猛药---这种观念和情绪在中国社会里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
    我们看看比较政治学上的一些教训。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二十世纪提供了至少四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种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特别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发生过多起由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的干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冲突，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可是看看凡是军人当政的国家，他们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长时期的发展。巴基斯坦知识分子在与我们开会时讲，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羡慕印度，为什么？印度没有军人当政，虽然也有腐败，但至少印度的体制使得大部分时候政府还是在推动现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懂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能赶走一个腐败的文官体制，但不可能使国家社会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第二条路子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就是毛的办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论，但他确实在思考这些问题。直到CR初，毛才认为找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体制特权腐败的问题，所以他才把CR的办法称为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还大。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的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是看看中国CR导致了什么结果，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中国社会受到全面损伤，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得有一个最高集权的统治者，具有狂暴的号召力。否则暴民政治发动不起来，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你。
    第三种办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因为大环境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400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尼经济搞垮了。印尼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印尼的进步很鼓励人。
    所以，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可以把本篇话题聚到一个基本的思路上。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中国体制内的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败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中国社会里CR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铁鸟

《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理论》

铁鸟

    有一个该问的问题，一直没有人问：中国当前运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体制？对这个问题，我想可能的回答如下：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后全权主义政治体制；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三种回答，来自三个不同的观念系统。
    第一个回答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谱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回答可能不错，但对于问题来说，帽子太大，政治体制太小，帽子底下找不到人，问题被淹没了。这个回答不能提供任何关于权力来源、权力配置、授权方式与授权时限等核心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就描述不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特征，因而也回答不了上面那个问题。
    第二个回答的背景观念，来自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当代西方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把二战后的政治体制区分为三大类型：一是自由民主体制，归入此类的主要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行的政治体制；二是全权主义，或者叫极权主义体制，所有当年被纳入苏联阵营或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被归入此类；三是威权主义体制，它与第一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政治民主，与第二类体制的根本区别是有经济自由。
    不难看出，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区分方法。说中国当前运行的是后全权主义政治体制，既有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肯定：经过改革，中国有了经济自由，它推动了政治体制进步；也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保留：全权主义意识形态虽然缓慢退出对经济的控制，但还保留着对“人民的态度、价值和信仰”的控制。
    第三个回答所依据的观念，也来自西方政治理论，但意识形态色彩不浓，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评价也比较高。在威权主义政治理论家Juan J. Linz看来，被接纳为威权俱乐部成员国，应该都通过了三个方面的资格审查：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和有限的政治动员。
    第一个回答用的是中国标签，遗憾的是标签太大，没有贴到穴位上；后两个标签都是外国的，虽然便于推销，但低估了中国改革的经验、价值和创造性。在我看来，把中国当前运行的政治体制称为“新权威政体”比较得体。
    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入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10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第二，中国目前的政体，有任何外国标签标示不出的新意，新在哪里？20年前，新在它的市场经济导向上；当前，新在它既有当代民主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的权威成分上。因此，它是一种变动状态的过渡政体，是一种“双重模拟政体”：它实行的任期制、弱两院制和各种各样的选举，是对民主制度的模仿；它实行的准接班人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以及最高领导职务不受弹劾和质询的惯例，是对中国传统权威的模仿。对民主的模仿是为了自由和平等，对权威的模仿是为了效率和稳定。没有对民主的模仿，中国的改革会失去航向；没有对权威的模仿，中国的改革容易翻船。
    今年是中国鸣笛启航改革开放30周年，是邓小平把自己的改革主张与新权威主义联系起来近20周年，在“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早春时节，回顾并思考一下20年前那场围绕新权威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大论战，或许是有益的。
    这里所谓的“回顾和思考”包括：回望一下背景——尽管背景已逐渐模糊；重理一下思路——虽然思路未完全清晰；探讨一下问题——即使问题才冰山一角。
    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什么类型的理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改革，是什么阶段上的改革？新权威作为一种政体，是不是具有终极合法性的政体？

铁鸟

    1986年，中国改革史上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中国改革的主要策动者邓小平决定于次年召开的中共13大上退休；第二，邓小平10次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第三，一场以基层人民代表选举民主化为诉求的学潮从南向北席卷全国。
    这三件事看上去似乎是水面漂着的三只葫芦，各漂各的，其实，水下有一根藤蔓把它们牵在了一起。这根藤蔓的根部，是邓小平决定退休。他早就意识到，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仅仅涉及经济体制，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1980年8月，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核心，是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这项任务想必十分艰巨，一直到他决定退休的前一年，邓小平发现，权力没有真正下放，民主没有真正扩大，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绊马索。
    邓小平是一位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深重责任感的伟大政治领袖，他不想把如此重大、艰巨而又很难有好下场的任务留在自己身后，恶人他要自己做，果子留给后来人。他要赶在退休之前，把政治改革的机器发动起来。“一九八零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1986年6月10日，他这样对中央负责人说。
    邓小平每谈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就如沐一次春风。但春风并没有很快融化官僚体制的坚冰。1986年12月1日，安徽省合肥市人大代表选举即将开始，而该市西城区分配给中国科技大学6名左右的候选人，却未经学校师生选举，被校方事先“钦定”。
    上面春风浩荡，下面悬冰百丈，这种巨大反差，超出了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以大字报、集会和游行为主要形式的学潮从科大迅速向全国蔓延。尽管科大校方在当时政治改革的大气候下迅速向学生做了让步，开放了人大代表候选人选举，但学生并没有见好就收。街头与广场政治提供的集体兴奋，像毒品一样，吸得越多越上瘾，看见别人吸了，自己没有吸到，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且，越吸剂量越大。科大12月9日的游行队伍里，已经打出“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东南七省自治”等大幅标语。
    面对事态的不断扩大，当时的中央最高决策层是镇定的。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相继发言，坚定地表示，“学生上几回街不可怕，天掉不下来。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建设现代化”。但是，在当时的领导层里，第一，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他们能平安度过危机；第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现代化要在中小动乱中建设。
    事件的结局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无庸赘述。值得一提的倒是，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很容易好心办坏事，欲速则不达的国家。大革命导致大专制，大跃进导致大破坏，大民主导致大混乱……这个事实不仅再次引起邓小平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反思。中国政治思想界渐渐兴起了一股反对改革激进主义的改革保守主义思潮。邓小平是这个思潮的主要源头。1986年，他10次强调政治改革，只有一两次提到“稳定”和“安定”；1987年，他至少9次提到“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同样也不少于10次提到政治改革。不同的是，提到稳定安定时，浓笔重彩；提到政治改革时，点到为止。他既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还要突出改革策略的保守性。
    改革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保守性，这就是当年新权威主义思潮的两个最重要的特性。

铁鸟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新权威主义思潮首先兴起于上海。1986年初我到上海出差，见到学界的一些朋友，他们告诉我，上海的青年学子们现在谈论最多的，是精英政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作用，是东亚诸国和亨廷顿。这年年初，复旦大学政治系讲师王沪宁写了一篇文章，论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政治集权作用，该文受到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的赞赏，推荐刊登在中共中央参阅文件上。上海的另一位青年学者萧功秦，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过渡权威论”思想，反对改革的“浪漫主义”，成为“新权威主义”的“南派”代表人物之一。
    在“新权威主义”阵营的“北派”里，领军人物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炳九，他于1986年4-5月间，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沙龙演讲”中，作了题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的系列演讲，提出了“半集权制”政治体制是导向多元民主的过渡性阶段的论点。
    真正把新权威主义论战推到前沿阵地的，还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该报在第12版刊登我为新权威主义举杯“壮行”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同时还刊登了荣剑的《“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甚至连编辑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在我的文章里，荣剑作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被引用，而他自己的文章则否定新权威主义的可行性。更有趣的是，1989年后，他又转而赞成新权威主义。
    我在《述评》一文里所表达的新权威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民主。为了顺利完成经济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政治上的集权，而且要运用它推进市场化改革。新权威主义并不反对民主改革，但民主改革应该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经济自由化所必须的秩序与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述评》里也把新权威主义称作“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
    这一期的《世界经济导报》像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战争”，呛人的硝烟都弥漫到了邻国日本。当时，我的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女诗友被向我炮轰的爆炸声吓哭了，慌忙赶回国内来看看，我即使被炸死了，尸体是否还完整。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访美回国，途经日本给我打电话，说所有接待他的日本学者都向他打听新权威主义的论战情况，问我能否做点简单说明。
    要完整描述那场一边倒的思想战争的规模、烈度和影响范围并不容易，我可以做到的是，依据我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列出两份名单，一份是参与批判的人，另一份是参与论战和报道的报刊媒体。
    参与批评与批判的人有：曹思源、陈新权、丁宁宁、杜汝楫、范忠信、冯英子、高光、高放、顾昕、戈扬、郭苏建、黄万盛、黄秋耘、胡绩伟、韩树英、韩水法、姜先星、李泽厚、李盛平、李景鹏、李一蠡、厉以宁、黎鸣、刘晓波、刘东、刘在平、吕英寰、罗子桂、秦晓鹰、荣剑、邵燕祥、孙立平、沈大德、王器、王若水、王逸舟、万润南、吴廷嘉、吴知伦、肖国亮、谢云、谢泳、徐葵、许良英、远志明、杨春贵、岳麟章、严家其、于浩成、张显扬、张晓刚、张绪文、张宗厚、张明澍、郑永年、周文彰……
    参与报道或刊登讨论文章的报刊有：《世界经济导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理论信息报》《经济学周报》《羊城晚报》《新观察》《天津日报》团中央《团的情况》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室内交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室内参阅》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新闻局《每日动态》《求是》杂志内参《内部文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内部刊物《未定稿》《参考消息》新华社《参考清样》美国《纽约时报》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香港的有《文汇报》《明报》《信报》《中报》《香港时报》，台湾的有《经济日报》《联合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
    这两个名单还可以加得更长，但已无必要。看一眼“围剿者”名单，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第一，当时政治思想界大部分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尽在其中，有的是“老掌门 ”，有的是“新堂主”；
    第二，名单里几乎找不到邓力群体系里的任何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当时改革派阵营里的右翼思想家和理论家（尽管后来有些人的立场有所改变）。
    这就说明，新权威主义论战，不是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也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论战，而是改革派阵营内部稳健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论战；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是政治民主优先，还是经济自由优先的问题。说是“论战”，实际上是“论”少“战”多，不少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人与其说是在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宣泄愤怒，新权威主义者被他们形容为“德国纳粹、民主的叛徒、鳄鱼的爪牙、过街的老鼠和袖子里藏着铁钩”的阴险之徒，等等。
    我当时被骂，心里还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所有骂我的人都是我的同道，而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骂的人越多，表明向往民主的人越多（事后看，我过于乐观了，有些人并不是因为信仰而骂）。不知道我是他的同道的人，主要是不知道新权威主义，并非政治规范理论，而是政治改革理论。
    因为这缘故，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条是认为它“不可取”，是要“人治”，不要“法制”，要“民王”，不要“民主”，这显然是把新权威主义当成了目标模式；另一条是认为它“不可行”，既选不到新权威（大家信服的邓小平已经半退休，而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有，也不能保障他“新”下去（依靠一个开明的领导推进民主政治现代化，将受制于历史的“或然性”），这显然是把新权威主义当成了个人崇拜。
    回过头来看，我承认那场论战的硝烟多过雨露，唾沫多过墨汁，情绪发泄多过理论创造，但是，它的历史性贡献是不能被抹杀的。
    首先，它开启了非官方主导的理论与思潮平等竞争的先河；其次，第一次用真正的中国话语讨论中国的问题；再次，第一次超越了意识形态专家们的话语系统，让他们插不上嘴，从而使之丧失了话语权。

铁鸟

    经过多年反思，我慢慢搞清楚一个问题，当年认为新权威主义“不可取”的人，似乎是把“织网”当成了“打鱼”，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尽管我1989年上半年为了应战，写了若干篇试图深化新权威主义思想的文章，比如《新权威主义纲要》《新权威：通过市场化开往民主化的特别快车》《你需要多少个皇帝？》《新权威主义：剥离四合版》《要做民主派，先做市场派》等等，但我承认，没有一篇文章把新权威主义设想为一种政治理论。
    实际上，政治理论有三种。第一种是对政治现状的描述理论，第二种是对政治理想的演绎理论，第三种是从现状到理想的过程理论。第一种理论可称之为经验理论，它告诉我们现在哪里；第二种理论是规范理论，规范理论指示我们要到哪里去；第三种理论是操作理论，它建议我们走哪条路。
    从现状到理想，从总体上说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长江黄河的路，自然流淌，在哈耶克那里叫“自生自发spontaneous”，或者叫做“自然演化”之路，没有人为干预，所以也没有操作问题；第二条就是大禹治水的路，既然“治”，就有操作，不过，这里的“治”或“操作”，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改变，二是纠正，三是渐进，改变洪水泛滥的现状，纠正他父亲“鯀”的错误，渐进到海清河晏的理想状态，这是条改革之路；第三条是革命的路，这条路的特点，毛泽东说得最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什么是暴动？首先指动作幅度，暴烈，它的极端形式是流血；其次指时间长度，短促，一万太久，只争朝夕；再次指变化程度，深刻，触目惊心，翻天覆地。
    改革前中国政治现状是什么？这是经验理论要回答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共识程度最高的回答是“全权政治”或“集权政治”。这种政治最本质的特点是，一切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都压缩成一种权力：党权，党的权力都集中在领袖手里。
    政治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状态？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规范理论问题，我想分歧最小的回答应该是“宪政民主”。它对于中国是一个未来理想，对于世界其它民主国家，则是现实。理想的和现实的“宪政民主”品种繁多，但任何一个可称得上是“宪政民主”的国家，都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标：
    ——选举政治，从程序上实现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
    ——分权政治，在主权结构上实行权力制衡，用权力限制权力；
    ——政党政治，在若干政党之间或同一个政党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有序的权力竞争，获胜者在一定期限里执政。
    “全权政治”是A，是当时我们立足的地方；“宪政民主”是B，是当时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从A到B，应该走哪条路？这正是当年新权威主义者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缓慢的自然演化之路，也不是暴烈的革命之路，而是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不能同意当年大多数批评者的某些看法，他们把新权威主义说成是对亚洲四小龙的模仿，或者说成是皇权时代开明专制的翻版，他们没有搞清楚，无论是开明皇权，还是亚洲威权，都从来没有到达过全权主义的A点，也就是说它们从来不用面对产权明晰化和经济机制市场化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新权威主义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因此，新权威主义既不是归纳性的经验理论，也不是演绎性的规范理论，而是关乎路径选择的应用性操作理论，是政治改革理论。
    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改革理论，试图作出这样一个假设：一个全权主义政体可以通过市场化转变为一个疑似的威权主义政体，通过进一步改革，可以将其完善为宪政民主政体。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已经证实这个假设的前半部分，希望以后的改革能够证实它的后半部分。

铁鸟

    新权威主义论战时期的正反双方，都没有想到，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一种政治权威的价值取向，随着改革的推进，慢慢演变为一种现实运行中的政治体制。这种状况表明，中共13大以来，中国的权威系统在构造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新权威政体，就是这种适应的结果。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这种“新权威政体”：
    第一，新权威政体是一种“双重模拟型政体”。本文导言对此已有描述，此处毋庸饶舌。
    第二，新权威政体是一种过渡型政体。从哪儿往哪儿过渡？从传统的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过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体过渡期，是从战国到秦帝国建立，那是从血缘权威政体（诸侯分权制）向神授权威政体（中央集权的皇权制）过渡；第二次过渡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从神授权威的皇权制向民授权威的民主制过渡。100年来，中间经历了军政府体制，全权体制，今天是新权威体制。与前两种体制相比，新权威体制是最好的，也是接近过渡成功的体制。
    虽然亚里士多德划分出许多政体类型，真正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常规政体实际上只有三种：酋长、诸侯制（合法性来自无可争议的血缘），君主制（合法性来自神授），以及民主制（合法性来自民授）。合法性来源不清，或者来源不稳定的政体，比如马克斯*韦伯界定的“克里斯玛”权威（暴力、才干与德性的混合权威），不可能是长治久安的政体，顶多是政体过渡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要素。
    第三，新权威政体是一种发展型政体。毫无疑问，权威来源不清的政体不可能稳定，而政体稳定正是改革时期所需要的。为此，邓小平用政权的合理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代用品，这个合理性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他把政权从目的变成手段。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是中心，保持住手中的政权就是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能让江山改变颜色。邓小平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政权的目的，只要目的是正当的，是被人们广泛认可的，作为完成该目的之手段的政权就获得了有效性和合法性。
    他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他怕别人不清醒，所以在1992年跑到南方现身说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604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CR就是内战。为什么604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但不能不指出，发展型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发展，政体与经济发展的“钩”挂得太紧，容易把自己逼上梁山。经济发展是水，政权是船，一旦经济增长受挫，水落下去了，船就容易搁浅。未雨绸缪，就要让政权的屁股从“发展牌”的椅子，逐步挪向“民授牌”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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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政权的屁股和人的屁股不一样，挪动起来比较困难，其难度不比跳水世界冠军的动作难度小。
    在跳水运动中，要练成难度系数为3.8的前空翻三周半加转体的高难动作，运动员必须从半周跳开始练习。这就叫分解动作。老子所谓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就是这个意思。从全权政体到宪政民主，是一个高难动作，对它进行动作分解，就是分权，就是把全权逐步分解为法权。
    一共有两类三个分解动作。
    第一类分解是“异质分权”，它只有一个分解动作，叫作第一阶段的新权威主义分权，就是把不同种类的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从政治权力的卵翼下分离出来，让经济权力机制化为市场，让社会权力细分为社会选择自由，把文化权力还原为公民的精神自由。分权是权威流失，为了补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威的流失，必须阶段性地加强政治权威，防止经济和社会活动失范。
    经济上完成市场化，政治上到达发展型权威，就是第一阶段分权的终点。
    第二阶段分权就是第二类分权，叫做“同质分权”。顾名思义，同质分权就是对同一种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区分。同质分权有两个分解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纵向分权，第二个动作是横向分权。纵向分权在西方语境里叫做“非中央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或“联邦化federalization”，在中国语境里可以叫做“地方分权”，或“权力下放”。
    并不是所有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都要进行纵向分权，法国、意大利、新西兰等国家就没有。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大，二多，三聚。规模大，民族多，人口比较多的民族基本上聚居在一起，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杂居、混居。三个因素只要占一个到两个，实行地方分权就成为必要，否则，民主化很容易导致两个结果中的一个：
    1. 在民主化过程中民族与国家分裂，比如苏联东欧解体时，多民族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分裂了，民族统一性高的东西德还统一了，其他如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保持原状；
    2. 完成民主化后，中央集权的大国会导致民主退化，比如当年的中华民国，中央集权的多民族聚居国家会导致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比如英国。
    实际上，纵向分权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毋宁说，集权与分权像活塞运动一样，是中国传统政治机器的常规动作。不过，先秦实行诸侯体制，以地方分权为主；秦汉以降，虽然实行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双重体制，但以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集权-分权两难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无药可治的政治头痛：中央一集权，酷吏就疯狂；地方一分权，豪强就坐大。现在明白了，治好头痛的唯一处方，就是把头砍掉：把主权在君变成主权在民。主权在民的分权意味着，权力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我们目前实行村级自治和村民选举同步，就是这个意思，做得好的地方，没有重复豪强政治的历史故事。进一步改革，就是要把村级自治和选举向上推展，一直推到县级和县级以上。
    最后一个动作是横向分权。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来源于前苏联的议行合一体制，也就是不在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作出区分，更不会在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进行区分了。这种以党代政，以政代议的横向集权体制，可以是别的任何东西，但肯定不是宪政。有人把横向分权，或者说“三权分立”和资本主义划等号，这就等于当年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一样，是个误会。
    其实，被孟德斯鸠系统阐述的权力分立思想，其源头是中国的五行观念。五行是中国古典思想中构成物质世界的五个元素：木/火/土/金/水，它可以写成两个关系序列：
    1. 木→火→土→金→水→木；
    2. 土←水←火←金←木←土。
    式中符号“→”表示“相生、化育、促进”，符号“←”表示“相克、毁坏、妨碍”。五种元素，在一种关系中，一个可以帮助、促进另一个；在另一种关系中，一个可以限制、妨碍另一个。孟德斯鸠写作《法的精神》的时代，正是欧洲，特别是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思想着迷的时代，把三种权力要素（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联想为五种物质元素是完全正常的。按照五行思想，三种权力要素也可以写成两个关系序列：
    1. 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
    2. 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
    在理想状态下，当任何一种权力干好事时，各权力要素处于序列（1）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当任何一种权力干坏事时，各权力要素处于序列（2）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仅仅看到一党制和一院制可以提高决策效率，防止扯皮，是不够的，它干坏事的时候效率也很高。
    总之，从全权政体到宪政民主，是一条漫长的改革之路。这条路至少有三段里程，每段里程有一个路标：第一个路标是“新权威主义”，第二个路标是“新联邦主义 ”或者叫“地方分权”，第三个路标是“党政、议行分离”。
    上世纪末，我们业已走完第一段路程，不清楚的是，在这段路程的终点我们还要徘徊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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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著作时间：2008年01月08日---2008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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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舒公曰：可以三日不吃饭，不能一日无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