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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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11月21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特委，徐朋人为书记。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军事问题等9个决议。
    《军事问题决议案》是由徐向前、戴克敏、曹学楷共同起草的，决议回顾鄂豫边红军两年来的战斗历程，总结出七条原则：
    一. 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二. 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三. 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四.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 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 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形式；
    七. 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原则，是鄂豫边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宝贵经验的总结，也包含有徐向前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按徐向前的话说：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
    1958年11月21日，徐向前与豫鄂皖三省党史调查人员谈话时说：那时部队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术。我和戴克敏、曹学楷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如“决议案”上写的。戴克敏还写了“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这些都是实在的道理。敌进我退，既然打不赢，当然只好退；敌退我进，既然要发展，当然要进攻；硬打不行，就要诱敌打埋伏。这些都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当时游击队就是采取这些办法来对付敌人。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否则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不能打胜仗。

    1927年，戴克敏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此期间，他写作《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一文，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科学论断。黄麻起义后，戴克敏率部转战农村，身体力行。
    徐向前称赞：戴克敏同志在部队中的威望很高，可以说是大家的表率。他作战很勇敢，能吃苦耐劳，很会做群众工作。他对地方政权的建设，对部队和党组织的建设，以及白区的统战工作，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11月27日至29日，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细吴家召开。会议选举产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为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革命、土地等7个委员会，徐向前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谦逊地写道：
    外来干部，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有个过程。回想起来，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我虽是副司令，但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很少参加，有时讨论军事问题才叫我去。特委的决定、指示，一般由参谋长曹学楷告诉我，他是特委的常委委员。他们分配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带兵打仗就打仗；司令部的业务工作没人管，叫我管也行。工作中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不埋怨别人。搞一段时间后，人家看你这人还行，能带部队打仗，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什么官架子、特殊化，慢慢地就信任你了。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才能立住脚，说话主动，展开局面。威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吹出来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要坏事。自以为是从党中央来的，下车伊始，这也批评，那也指责，说老实话，谁都不欢迎。尤其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带兵打仗，又到处哇啦哇啦地评头品足，谁个服你，哪来的威信！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不例外。
    百战之后，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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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克敏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散开）会集（集合）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敌）会疑（疑惑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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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上旬，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先后共歼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正规部队近40个团。
    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拥有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也发展到20万人以上。
    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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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短三年里，我由一名普通的士兵当班长，当排长，直到当了团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快呢？人被打得没有了，你是共产党员，不干不行。
    从战士到团长，我打了上千次的仗，有些小仗一天打几次，算也算不清。从当战士打到当干部，我逐步学会了带兵打仗的本事。我们的指挥员都应该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年轻干部更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际锻炼。因为，战争不是儿戏，有无经验，在战场上完全是两回事。
    有人说，官好当，兵难带，我看是官难当，兵好带，难还是难在干部。
    过去我们常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兵好兵孬看干部。有带头冲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部队好的战斗作风，是靠打仗打出来的，是靠好指挥员带出来的。部队是要打仗的，军人既要流汗又要流血，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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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中生同志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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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改组太频繁。本来红一军成立时，已将鄂豫边/商南/皖西的三支红军统一起来，许继慎、曹大骏等同志虽然思想上有点毛病，但还是能干的，部队连战连捷，发展很快。但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和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时，中央又派旷继勋来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其实，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许继慎这个同志是行的，指挥打仗有一套，带兵也有经验，就是英雄主义厉害点。此后，许继慎与旷继勋的关系疙疙瘩瘩。曹大骏同余笃三的关系也不融洽。军队不断改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干，土生土长，与当地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鄂豫边区的情况，但上面换下了他，派来郭述申同志。三中全会后，又派来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干得不错，但四中全会后，又把张国焘换来了。对张国焘，开始大家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又到过苏联，的确都很尊敬他。没想到这个人那么凶，来了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狠批了几次曾中生，还开除了徐朋人的党籍。可他是党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你思想上不满意，组织上要服从的。下级服从上级，在战争环境中特别强调……这样改来改去，加上后来的“肃反”，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这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不重视土生土长、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频繁更换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左”倾路线在组织上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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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中生、徐向反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两位的共识是：
    东进确实没有把握。
    第一，路程太远。
    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敌有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
    第二，兵力有限。
    我们三个师才五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驻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来，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呢！
    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
    一鳞半爪地知道点，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找着吃苦头、打败仗吗？
    与此相反，如果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则有利得多……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二百里的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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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气魄才能打大胜仗；下大决心才能有大胜利。围点和打援，围点是手段，打援是目的，围点是打持久战，打援要打速决战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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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赓才力超群，蒋介石对其救命恩人的评语是：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以带兵。
    张国焘也见识了陈赓的军事才能，让他当方面军参谋长。
    陈赓的腿伤更加严重，他不愿再拖累部队，又因不满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所以要求离队去上海治疗，得到组织批准。
    1932年10月下旬，部队行至南阳与新野之间，陈赓化装成商人，独自蹒跚离去。
    11月，陈赓到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报告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经过和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对此不大相信。
    不久，鄂豫皖红军总医院院长邵达夫来到上海，代表鄂豫皖省委向中央反映张国焘的错误，中央这才相信陈赓的报告。
    陈赓向上海同志介绍了鄂豫皖苏区，他说：那些战斗的艰苦和激烈，以及红军所表现出的忠诚和勇敢，比起现在那些描写战争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知要超过多少倍。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所经受过的这一切，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中央宣传部干部朱镜我详细记录了陈赓的讲述，他同意陈赓的意见，认为如果有个作家能把陈赓谈的写成作品，一定能成为不朽之作，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上发挥很大作用。
    记录经冯雪峰转给鲁迅，鲁迅认为记录过于简单，很希望能见到这位提供材料的红军将领，听他详细介绍情况。
    陈赓先后两次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讲述鄂豫皖的传奇。鲁迅静静地听着，不时插进一两句问话。
    陈赓谈到鄂豫皖苏区军事形势时，鲁迅拿出张纸请他画一个草图，并予以保存。
    陈赓的谈话给鲁迅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想把它写成小说。但由于鲁迅“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作品未能写成。
    建国后，陈赓所画的草图陈列于鲁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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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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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杨虎城，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在其部队中始终存在着中共的组织，并容纳了相当一批同情革命的进步分子。大革命失败后，杨部转至皖北太和县/河南鹿邑一带。杨虎城向中共皖北特委负责人魏野畴/南汉宸提出入党的请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请求未被上级组织批准。
    中共党员、长期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米暂沉认为：杨虎城在陕西执政期间对于红军的态度，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一.对红军尽可能不打仗，最好能取得默契，互不侵犯，如在汉中一个时期和红四方面军那样；二.在蒋介石威胁之下不能不打时，做出打的姿态来应付，做假战报；三.在红军要进攻像西安汉中那样的城市，使他的部队存在与安全发生危险时，采取以攻为守、保存实力的方针。
    杨虎城部17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挡红4方面军。尾追之敌1/65/44/51/35师进入关中，敌2/42师沿陇海线西进，企图合围红军。
    24日，方面军前卫73师在西安以南约40余里的王曲镇，与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交火。
    该敌是杨虎城的主力之一，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工事抵抗，红218团的攻势受阻。师长王树声率217/219团猛攻，歼敌1个团和1个骑兵营。
    风雪中，红军追击余敌，隐约看见前方有座大围子，听说那是重兵把守的西安城，这才收兵。
    25日，后卫红11师在子午镇被敌17师截断。政委李先念臀部和臂部两处负伤，倒地难起。随11师行动的徐向前命人给李先念包扎伤口，抬上担架，对他说：你先跟部队走吧，后面我来指挥。
    李先念逝世火化时，家人从骨灰中找出当年打入臀部的那颗子弹，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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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过汉水，红四方面军经近3000里转战，保存1.5万人，终于摆脱了西进以来的被动局面。
    前敌委员会准备在城固、西乡、镇巴等县就地展开，建立根据地。
    12月12日，在上元观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检查和总结了西征途中的政治工作，并指示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就地发动群众。
    陕南党组织领导人陈浅伦前来请求支援，方面军抽调40多人和武器，帮助组建川陕边游击队，并在马儿岩周围的10多个村庄建立苏维埃政权。
    33年2月，川陕边游击队扩编为红29军，总兵力约为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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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翻越大巴山，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大巴山，在汉江支流经河谷地以东，川陕鄂三省边境，为汉江与嘉陵江的分水岭，海拔1300-2000米，山势险峻，人称：雄鹰双展翅，难过巴山顶。
    通过向群众调查，红军得知从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过巴山，抵两河口，是条入川的捷径，但路隘山险，人迹罕至，极难通行；过了两河口，便可直下通/南/巴。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进据川北，总部决定，以这条“鸟道”作为进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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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年，田颂尧就任29军军长时自我标榜：我这几年内，什么头衔、什么名义我都不就，苦心调和川局，尽力整理地方事业。
    整理地方，是刮地皮的同义词。田颂尧统治川西北十余年，购置良田数千亩，街房、公馆200余座，银行、字号林立，国外还有产业，其财产总额在四川军阀中名列前茅。
    32年，南江县摊派的军款数目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峰。
    当地民众无力承受，县长竟贴出这样的告示：杀人可恕，欠款难容。杀害缴不起款的人。
    官逼民反。
    9月，南江民众进城示威请愿。10月，通江县爆发抗捐斗争。巴中县也爆发饥民“吃大户”运动。南江地区流传起这样的歌谣：今年闹款，明年造反，后年国民党就垮杆。
    时局糜烂至此，就连成都报刊也不得不承认：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
    共产党！红四方面军！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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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而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