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集》

铁鸟

蜀山，川江，秦月，汉关，刀枪剑戟，铿锵声中，多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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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中坝地区，不仅是川西北富庶之地，还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成都的北方门户。
    公元263年，魏征西将军邓艾袭取江油，进逼成都，迫使蜀汉后主刘禅投降。
    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的邓锡侯部，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
    4月8日，总部下达命令：31军主力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困广元；30军89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侧安全；9/30/4军主力分别从江油/梓潼地区实施进攻。
    10日，李先念率红89师进占青川。随后，他命副师长杨秀坤率264团3营为先锋，抢占青川以北的摩天岭。
    摩天岭是甘南进入四川的天然屏障，山势险峻，历史上称之为阴平古道。遥想当年，邓艾就是从这里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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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日，方面军再克中坝/彰明/梓潼，歼敌4个团，俘敌3000余人。
    21日，红4军一部进占北川。至此，强渡嘉陵江战役结束。
    此战，方面军歼敌12个多团，约1万余人，控制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
    3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谋团入川，贺国光为参谋团主任（上将编阶），负责策划/指挥川康滇黔各省的“剿匪”事宜，并督导川康军事/政治等的改进。
    进驻重庆的参谋团判断：红军企图以江油/彰明为新根据地；因江油/中坝两点，给养便利，既可进扰川西，又能退据川甘，即再向东窜，亦属自如。
    因此，命令川军和胡宗南部从四面八方加强防堵和合围，拟切断红军渡江部队与川陕苏区的联系。3月28日，胡宗南部进占宁羌。4月4日，川军第六路军进占南部，并于16日进占阆中。8日，川军第五路军进占南江、长池。
    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决定放弃川陕苏区。
    徐向前指出：
    ……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的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加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时期差不多。历史经验证明，推行“左”的政策，想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左”的东西，开始往往被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革命形式掩盖着，一时不易被人识破。然而，它的灾难性后果，总要集中爆发的。一旦爆发，局面即难以收拾。
    总之，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鱼还能活吗？活不了的。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红军只有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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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方面军后方机关、省委机关、红33军以及部分地方干部，陆续撤至嘉陵江以西。张国焘将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编为4个独立师全部带走，渡江之后，这4个师和升钟寺独立师组成红34军，但不久即编散补充各军。
    张国焘仅留下300余人枪，在旺苍坝组成巴山游击队，原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为司令，赵明恩为宣传部长。
    红四方面军转移后，巴山游击队与一些地方干部、党团员和未能过江的红军分队等共1000余人，组成红军独立师。36年春，独立师遭胡宗南部围攻，仅存60余人枪。刘子才、赵明恩坚忍不拔，依托大巴山，在南江北部、南郑南部的川陕交界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40年1月，敌军大举围攻游击队。游击队仅存20余人。赵明恩、刘子才商定，由刘子才带人下山发动群众。3月，敌军发出“通缉令”：
    一. 据最近俘降各匪供称：刘子才即刘涛，前伪师长，数日前率三匪已离赵明恩他去。赵现随身十六人，步手枪各半，有化装潜逃等语；
    二. 刘年约三十左右，二班身材，上嘴唇有小黑痣，脚有不少青筋和肉包，小安徽口音；
    三. 赵年约二十八九，达县人，身体瘦长，面白，瓜子脸，右腮下有核桃大姜疤一个，如赘瘤，行动飘忽，绰号浪脚鸡，手指细长；
    四. 除饬军团注意外，并电有关各县密缉，勿使漏网……
    终了，赵明恩被自己信用数年的通讯班长/传令兵杨芝芳枪杀，杨芝芳掠取赵明恩携带的革命经费，投敌。刘子才不幸被捕，慷慨就义于南江。
    徐向前认为：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

    通江子弟傅崇碧少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向来以为，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生命、时间和岁月，并不纯属于个人。对于我们这些矢志献身革命、经历过多年革命战争的人，生与死早已被置之度外了。1933年，在土地革命火红岁月的时期，我担任四川省仪陇县少共书记、通江县县委书记，在我的家乡，一次动员数百青年参军。穷苦的孩子，有的人不及枪高，死磨硬缠，踊跃加入了红军队伍。在我的家乡通江，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万多人，其中许多人是我亲自送上前线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时候和我们一起踏上万里征途，后来能够看到革命胜利这一天的，又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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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开始长征。
    徐向前致电张国焘、陈昌浩，提议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
    面对西出或北出的选择，张国焘犹豫不决，一拖就是一个月。
    4月11日至29日，红89师和红93师271团在摩天岭/悬马关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
    胡宗南认为：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者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资援助。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好对付了。
    他还大骂新疆督办盛世才拒绝1师进驻新疆，误国不浅。
    蒋介石也担心红军进入甘肃青海新疆，增调49/60/61师和第1补充旅/2师补充旅等部，与1师合编为“西北追剿纵队”，胡宗南为“追剿指挥官”，总兵力约为4万人。
    蒋介石一再命令胡宗南先率1师进入川西北，阻截红军向西北发展。胡部援兵源源不断，红军兵力不足，被迫后撤。
    战机稍纵即逝，徐向前深感遗憾：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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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5月初，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日益接近川西北地区。
    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江油附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解释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方面军下一步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番（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他还提出，那带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应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利开展工作。
    与会干部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意见行动，各部陆续撤离梓潼/剑阁/中坝/彰明等地，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红四方面军在涪江地区经过休整、补充，总兵力增至8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和随军行动的地方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和工厂职工等，总计约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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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方面军西进，出乎四川军阀们的意料。
    邓锡侯败回绵阳，约集孙震、王铭章等人开会，一致认为：
    一. 红军主力尚在昭化、剑门关、雁门坝地区往返移动，似在调动白河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南下，以便乘机北出陇南或汉南，向西北行动，打通国际路线。这一行动是川军共同的愿望，应给红军以便利。
    二. 但红军控制了江油/中坝以上的涪江以上，亦可能由安县/绵阳直趋川西平原，在这一人口集中物资丰富地区扩军/补给。这一行动与川军各部矛盾较大，应全力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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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涪江支流湔江，自西向东流贯北川县全境，形成一道几十里的河谷，称为北川河谷，是绵阳地区通往阿坝/茂县地区的军事要道。
    北川河谷南面，矗立着伏泉山/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东）/老君山等高山，东西绵亘100余里，号称成都的“北边城墙”。
    茂县土门镇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
    北川河谷是红四方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总部决定发起土门战役。
    第一步，首先南打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军攻打成都的态势，以吸引和调动川敌主力。
    第二步，突破土门要隘，主力乘胜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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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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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周有四条选择：一是抗争，二是逃避，三是帮凶，四是忍让。
抗争最易，学老彭拍桌子，后世的名声最好，结果是被打倒，痛痛快快来一场，死就死了；
逃避最赖，装病就行，也不是没人干过，就当靠边站；
帮凶最舒服，利益最多，名声最差；
最后一条，最艰难，也是周的道路，忍让，支撑危局。
这四条路，哪一条对人民有利，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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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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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通》，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唐史学家刘知几撰，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西元710）。
    刘知几（661-721）字于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权贵对修史工作的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
    内篇为全书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其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其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其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
    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
    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
    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其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
    《史通》也是有缺点的。
    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以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
    《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

飞飞

不错的贴子，因为上班只能初初浏览，收藏了晚上回家再好好看看。

欢乐时光

    所谓理想的拥有和实现，是如何的并非易事。很多事情看得到摸不着……
    兴趣加执著才应该是最终走向成功的根本。坚持就会胜利，坚持本身就是成功，并且赋予事物更加真实的意义。

铁鸟

客户驱动型供应链优化Consumer Driven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