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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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
    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
    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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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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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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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定如山，意坚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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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组织发动群众，重实干而不说空话，讲话、写文章没有知识分子腔，说理通俗透彻，有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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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接受血的教训，“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对症下药的效果是显著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双管齐下，同时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举者不得超过委员会人数的1/3。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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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溶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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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还需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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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宁冈、酃县（今炎陵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为四千平方公里。
    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
    井冈山，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山上大小五井、茨坪等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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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失败时、胜利时，我们的领导者、工作者都要保持冷静的态度。打胜了不骄傲，受了挫折不悲观，不改平时风度。胜利时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受了挫折、失败时对我们更是考验，胜利的经验对我们是重要的，失败的教训对我们是更重要的。要锻炼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不仅要有胜利的经验，更必须有失败受挫折的经验。作一个胜利时的英雄是容易的，而作为一个失败时的英雄是不容易的。我党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过去我们党的领袖并不是毛泽东同志而是别人，那些领袖在大革命失败时都跑掉了，但是毛泽东同志出来了，他受得了失败的考验。先前我们的军事领袖并不是朱德同志而是别人，大革命失败了，那些军事领袖都跑掉了，而朱德同志出来了。受挫折而能坚持，这才是我们最难得的，最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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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晨，100余人的残部出发前，毛泽东作动员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官兵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这是解放军三大纪律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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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佐本部：茨坪。
    茨坪位于井冈山的中心，四周环山，中为盆地，一溪穿过，地势险要，有山路通五大哨口和大小五井。当地有歌谣称：行州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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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下旬，朱德毛泽东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10/11/12共3个师。朱德任军长兼10师师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兼11师师长，陈毅任12师师长。全军约万余人，枪仅2000余支。“卒以枪械及人数不足”，四军改编为28/29/30/31/32/33共6个团。
    四军成立之初，就面临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
    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成立了四军，并有军委，但党内不统一，军队各自为政。袁王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朱部及湘南农军这样多人在宁冈，使他目标大惹下大祸，主张四军到赣南去。毛部颇有自了之心，看见朱部及农军那样混乱，不愿意合伙，主张他们自己到平浏（向北游击），朱部及农军到赣南（向南游击），军委则随朱部出发。朱部及农军尚一致主张到赣南，因为宁冈没有饭吃，实在不满意袁王及毛部的态度。军委明知这分家政策是不对，因为四军在此时初初成立，应该整顿，到平浏及赣南皆属单独的军事行动，尤其军队未整顿，到处要引起许多坏的影响，更应该顾虑。若说经济问题困难，事实上四军在宁冈一年多亦终有办法。当时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筑在各部的私利上，尤以袁王的自私，毛部的自了不管，引起朱部及农军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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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考察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最发达的地区是在关东，即燕山山脉以南，太行山、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地和淮河以北地区。以西汉末年为例，这一占全国总面积11.4%的范围内，拥有总人口的60%，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手工业产品，与关中相比无疑更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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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2月13日，红四军主力进占江西宁都县城。17日，部队进至吉安县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独立2/4团会合。
    东固，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山峦围绕，中间是一片田地和小村庄，仅有5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曾炳春等党员发动东固暴动，先后建立赣西工农革命军七/九纵队。28年 9月，两个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2团，下辖6个步兵队和1个机枪连，共800余人，约400支枪，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任团长兼党代表。29年初，又组建独立4团，有400余人，约300支枪，段月泉（即段起凤）任团长。
    毛泽东初到东固，感觉这里别有天地：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治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动之时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
    东固人民热情欢迎红四军的到来，“向东固进军的队伍象凯旋游行，农民们从每一个村子涌出来帮助运送伤兵和补给。东固山脚下的龙冈镇原是农民运动的强大中心，家家户户出来迎接红军，要求在家中款待他们”。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说过，他一生中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延安。毛泽东认为，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