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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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追剿”军21旅逼近东固，前委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由于得知井冈失守，前委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2月25日，红四军撤离东固，沿赣闽边界转移。毛泽覃等二三百名伤病员留在东固养伤。
    3月4日，红四军主力进占广昌。赣军张与仁旅追来，部队经石城、宁都向瑞金壬田转移。行至距壬田一二十里的黄柏圩，后卫与追兵交火。
    快到中午，纠缠不放的敌军突然集合，掉头北去。
    这一变局，令红四军军部诧然。部队到长汀后，才弄清楚原因：蒋桂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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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八年冬到一九二九年春，毛主席分析当时的政治情况，预断新的军阀混战将要再起，可是那时国民党军阀围攻井冈山正在加紧，看不出有因内讧而退兵的痕迹，党内外有不少的人怀疑军阀混战必起的论点。毛主席差不多经常要为此问题作解释，直至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才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正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局势的发展的论断的准确性，是取得领导群众的首要条件，毛主席正是能掌握此种准确性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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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福建省委一直关注着漂流的红四军，其目光明锐：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上杭一带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
    福建省委指示：上杭、武平、长汀三县县委设法与红四军取得联系。
    闽西，是福建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从28年3月起，先后发动数次暴动，建立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3月12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四都镇。
    次日，盘踞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派一个团前来进攻。红四军迎战，很多官兵没有帽子，就用打土豪弄到的布做包头，蓝白绿等色均有。郭部看到猛扑过来的打扮怪异的对手，吓得腿都发软，溃逃。这一仗，使红四军摸清郭部的底细：大多是当地股匪，军纪败坏，战斗力极弱。
    朱毛决定进攻长汀城。
    14日，红四军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歼敌2000余人，击毙郭凤鸣，夺取长汀城。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数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
    红四军自成立以来，还没有进入过这样比较富庶的中等城市。红四军在此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第一次发给全体官兵统一的军服：两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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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并强调：这一计划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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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经济落后，无法为大部队提供补给。西有湘江，东有赣江，流急水深，不能徒涉。北面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中城市，南面是广东，皆重兵驻守。
    井冈山是安歇的兵站，不是驰骋的疆场。
    赣南闽西地域广阔，物产较为丰富，党和群众基础好，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敌军力量薄弱，有利于红四军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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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润芝、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信中要求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各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政策”，“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
    来信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首都莫斯科郊外举行。六大前后，中共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正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5月，广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6月，陕西渭华起义中组成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失败。同年夏，海南岛的人民革命军连续受挫。 8月，红四军遭遇“八月失败”。
    一系列的挫折，使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做出悲观的估计。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
    中共中央据此下达调令。
    红四军红五军已经化险为夷，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一致认为中央的决定欠妥。
    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直言：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太悲观了。
    针对中央的分兵决定，毛泽东分析详密：“……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
    在保持部队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彭德怀也致信中央：“所得的教训如下：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以致卖枪变私（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数是党员。即平时是好党员，到危急时，也有许多不坚决的。领导人能力亦大有关系，有些同志是忠实的，但到了紧急时想不出办法，以致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消灭之途，另一方面西南各省团防/洪匪的组织是普遍的，如果分散，他们也要来打，这是作盘旋式游击战争的理由。”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不是惟命是听的下级，周恩来不是一意孤行的上级，他曾说：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
    陈毅深有所感：此主张如真正实行起来，其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革命领导的影响将是难以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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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并不像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
    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
    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和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外国，也不象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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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毛泽东是那冷静的政治头脑，而朱德则是这斗争的热烈的心腹，使他们的斗争得到实际行动的。他们彼此显然是辩证地相反，却又是相同的。他们是同一个有机体的分化的两部分，具有完全谐调、可是纯然不同的机能。
    毛泽东是冷静的、高傲的，奥林匹亚式的，出色地而且智慧地坚强的。他披着他的民主主义，宛如一块未琢的宝玉，藏在璞石里一样。他那长而散乱的头发和不平整的衣服，正显露出一种卓越的自信心，这自信心就是全部人类历史中，学术与艺术天才的特征。高高的身材而两肩微俯，他那耸起的颧骨和特异的容貌，立刻使一个美国人想到亚伯拉罕*林肯，而且他也像林肯似地充满着朴实的风趣，并且是个态度真挚富有吸引力的演说家。他是个民众的“人”，但是就个人而论，他却是高凸于他的同伴们之上，而和他们分开的。毛氏是个错综的人物，直觉而且敏感，但是具有哲学的头脑和广大的眼光，而不是拘于琐细的认识的。
    朱德是热心快肠，慈厚而言语沉静；尤其是谦虚，甚至谦虚到抹杀自己的程度---这恰恰和一般人对他的想象完全相反，人们以为他总是一个凶猛的战士，挥动着红缨穗的大刀，率领了他的军队冲锋陷阵哩。他具有那种不可多得的富于魔力的个性，能够立刻而且普遍地使得几乎每个人都被其所吸引。在外表上，朱德是普通的身材，长得很结实、很强壮。最特异的一个特点是，他那水汪汪的棕色眼睛，似乎是含有无限的怜悯。我便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在心底实在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这样的人在中国却是很难得的；而且，更难得的是，他虽是一个军人，他却不把战争当作一种事务，而当作一种终止痛苦的方法。他无疑地是一个富于情感且极宽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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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风采与气质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个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远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军事组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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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记得的，是后来建立起珍贵友谊的几个月里的毛泽东，那几个月的接触既肯定了也否定了他的高深莫测。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和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
    象朱德将军和其他许多共产党领袖一样，关于他也流传着不少故事。多年来，他的首级也在重赏购买之列。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性气质，但是他像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等待和观望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其所欲为。
    每一个其他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是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群众大会上演说，象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中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大师作品的质量，但是流注其中的是清晰可辨的对于社会祸福和个人悲欢的深思。
    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得以跻身于历代伟大革命政论家之列………
    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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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又起。闽南军阀、暂编第1师师长张贞和闽西军阀、省防军第1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奉蒋介石之命，率主力入广东参战，防地空虚。
    毛泽东朱德收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他们请求红四军再来闽西活动。
    朱毛挥师入闽，5月23日，轻取陈国辉旅盘踞的龙岩。25日，进占张贞总兵部所在地永定。随后，红四军在永定的湖雷/金丰等地游击，前委和军部驻湖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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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底，毛泽东在湖雷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层在“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上发生争议。
    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党管的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说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还有人说，前委的领导是“家长制、书记专政”。
    另一种意见截然相反：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毛泽东把红四军官兵争论的内容归纳为三方面：关于“党管一切”，关于“一切归支部”，关于“党员个人的自由”。
    朱德在这三个方面均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他认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
    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
    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漫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双方争执不下，前委书记毛泽东难以继续工作。
    6月1日，毛泽东在湖雷给中央写报告：“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
    红四军政治部已拟定一个去苏联学习的干部名单，大队长以上的主要干部差不多都在其中。
    5月25日，陈旅残部返回龙岩。6月3日，红四军三纵队再克龙岩。陈国辉接到噩耗，急忙率部回闽。红四军为了诱敌，放弃龙岩，转入上杭地区。6日，陈国辉回到龙岩。
    8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会议就军委的存废进行讨论，最后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陈毅接任。
    当天夜里，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请江华把一封信转交毛泽东，“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林彪在信中说：现在四军中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毛泽东公布了林彪来信，林彪在会议上说此信专指军委问题，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领导。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余部转战。不少官兵信心动摇，“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时任73团7连连长的林彪领着几个连长来见陈毅，他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陈毅毫不动摇，在他的劝说下，几个连长被说服，只有林彪离队。林彪因地主挨户团严密把守梅关，无法过关，于当夜回到部队。陈毅批评了他，对其迷途知返表示欢迎，让他官复原职。
    不久之后，部队的处境有所改善，与林彪有类似想法的200余名军人因找不到出路，陆续归队，“被毫无偏见地收容下来”。
    朱德、陈毅待人宽和，他们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提拔他担任主力团团长。
    萧克与林彪共事时间较长，对他的评语是：
    ……他是从见习排长逐级提拔上来的，平时注意训练，管理也严格，临阵有决心而且灵活。他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语录》和张乃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他都读过。他欣赏黄埔军校的一套，对军校的教程和条令都较熟。我们打下龙岩，缴到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他看，我也看。他对我说：这个操典好。后来，选一部分由我刻蜡版，印发给大家看。他把干部集合起来，自任连长操演。我感到林彪军事上还行，但不是他俨然自得及后来有些人有意无意的吹嘘的十全将才。大庾之战，先一天已决定迎击敌人，但他战前不看地形，不做工事，顶不住敌人的冲击，以致溃退。吉潭之战，他没有掌握部队只带身边一些人先走，部队受损失，真是失职。
    林彪的性格孤僻，不聊天，极少开玩笑，给人以高深莫测和凛然难犯的样子。他过分自尊，同党代表熊寿祺为了一些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前委曾开会解决他俩的矛盾，朱德批评他俩都是“英雄主义”。林彪个人生活也有些毛病，曾染淋病，有时缴获不交公，1928年打郴州就这样干过。他在一次闲谈中露出，打大庾时丢了一个箱子，里面有七个金戒指，一百多块光洋。那时红四军官兵只有少量的零用钱，下面的干部早就议论，说他手脚不太干净。但此后我没有听说也没有发现类似问题了，我想他改了，还是佩服他的。
    林彪对朱德不满，在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上说：朱德在赣南行军途中，说我逃跑暴露了目标，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
    10日，红四军沿通往赣南的大道佯动至连城的新泉，在此休整。在随后的几天里，“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14日，毛泽东复信林彪：
林彪同志：
    一. 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二. 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问题，（十二）形势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毛泽东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林彪在来信中使用了“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极端的辞句，指责朱德。
    毛泽东在回信中不免有些过激的看法：“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何建设红军是一道崭新的课题。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同志之间出现不同的看法，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会激化矛盾，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长时间的争论，使毛泽东感到身心疲惫，他在回信的结尾写道：
    至于我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共产主义的敬礼）
    红军草创之初，军事干部与政工干部之间的职权划分并不明确。
    陈毅指出：
    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委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了。
    红四军的军政主官发生争论，周围同志应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刘安恭林彪却各执一词，如火上浇油，起了不好作用。
    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取龙岩，歼灭陈国辉部主力2000余人。战斗结束后，朱德骑着缴获的自行车，到城中各处视察，战士们高兴地争着看军长骑车的样子。
    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公民小学召开，到会代表有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主席台就座，台前有天棚，两边有小走廊，士兵代表持枪席地而坐。
    陈毅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
    会议只进行一天，原定两个议题只讨论一个“党内争论问题”，另外“分兵问题”则留下“由新前委讨论”。
    朱德在会上发言：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欢迎不断提出；我有什么不对，请大家多多批评。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层，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情况。还有人说我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下面官兵，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朱德之后发言，他和朱德一样解答和说明官兵所提出的意见：有人说我爱发脾气、喜欢骂人。大家的批评意见很对。但要向大家说清楚一点，我们红四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我对大家严，这是分工负责、严格督促。毛泽东发言时间不长，他用预言结束讲话：大家有意见可以保留，现时毋须答辩，将来事实自会证明。
    会议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分七节：一、过去工作的检阅；二、这次争论之原因和性质；三、党应不应管理一切；四、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五、对朱毛同志的意见；六、总批评；七、提出几个口号作为这次争议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
    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
    决议对毛泽东朱德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都做了“严格的批评”，批评毛泽东“见着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施以消极态度，这是不对的”。针对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四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决议认为，这些判断是不正确的，并逐条进行说明；决议认为朱德在给林彪的信中的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
    决议对刘安恭林彪也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决议认为林彪所写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信中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
    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但在组织处理上则没有采取不利于团结和工作的措施，不仅保留朱毛的前委委员，还明确宣布朱毛在四军的职务不动，在中央未派人来之前继续工作。
    会议改选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等13人为前委委员，大多数代表投票支持陈毅担任前委书记。投陈毅一票的萧克说明原因：
    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二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陈毅很注意宣传教育，经常分析国际国内各种政治斗争，他的性格开朗豪放豁达。他批评人很严厉，但不记仇。因此，都觉得他宽厚诚恳，愿意同他交谈。
    毛泽东对会议结果的态度是：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辨，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铁鸟

    对于红四军“七大”，党内历来有不同的评价。
    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
    几十年后，仍有人认为“七大”是错误思想占上风及毛泽东受排挤的一次会议。
    走过风雨历程，萧克上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那时候，不管上级还是下级，有意见在党内指名道姓批评。好不好？我看好。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批评四军在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

铁鸟

木匠活的要领：动脑，心细，眼明，寡言，手狠。

欢乐时光

    美国女记者尼姆*韦尔斯认为：朱德与其说是一位威严的司令官，不如说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在本性上及习惯上，那是毫无做作地民主化的。
    朱德星期六去和妻子伍若兰相会，都向士兵委员会请假。何长工曾劝他：你爱人也在军中任职，你是军长不要向士兵委员会请假了，夫妻过生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