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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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苏区中央局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之后又提出“以毛代项”问题，中央政治局迟迟未予答复。
    直到8月30日，中央答复：中央局的成分以派去的伍豪同志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这意味着中央局扩大会议的选举无效）
    10月11日，任弼时致电临时中央，坚持主张：一是“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二是“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即重新上报中央局扩大会议选出的五名委员，均“请中央批准”。
    30日前，临时中央回电，同意一项，否定一项：
    一. 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份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
    二. 中央局成份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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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月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9月中旬，王明决定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王明好友博古（秦邦宪）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王明博古等留苏干部自以为真理在手，推行“左”倾路线。
    8月30日，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责“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批评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
    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建立者，当然不是教条主义者眼中的理想人物。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广大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由于毛泽东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
    10月下旬，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
    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中央代表团提出贯彻中央8月30日的指示信，引发争论。
    毛泽东据理力争：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
    几位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
    中央代表团则“完全同意”中央的批评，在会议决议案中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
    30年5月，为了反对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任弼时到苏区后，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忽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错误地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
    几个决议案最后指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斗争随即展开。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
    帅印旁落，毛泽东被排挤在红军领导层之外。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瑞金召开。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20日，毛泽东在会上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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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方面军乘胜进取。
    至31年底，攻占会昌/寻邬等县城，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发展到包括瑞金/雩都等28县的地境，总面积为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余万，成为全国最大的苏区。
    国民党军各部陆续退出中央苏区，只有二十六路军奉命“死守宁都”。
    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第五路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充当“剿共”的炮灰。该部官兵多为北方人，水土不服，军中疟疾等疾病流行。军官不顾士兵死活，克扣粮饷，导致5000多人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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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次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原74旅旅长季振同任总指挥，原73旅旅长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红十四军军长，下辖十三/十四/十五军，总兵力1.7万余人。
    毛泽东对这支劲旅极为重视。他对即将上任的红五军团政委萧劲光面授机宜：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毛泽东风趣地对即将上任的红十三军政委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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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起义的次日，

来自上海的周恩来进入闽西苏区，于12月底到达瑞金，

就任中央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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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与李立三相比，挥舞反对“立三路线”之旗上台的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周恩来在上海时，曾主张进攻赣州。到瑞金后，他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
    周恩来改变“首取赣州”的主张，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1月上旬，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
    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
    于是，会议转为开始讨论如何打赣州。
    毛泽东依然不同意打赣州，指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
    毛泽东说：攻坚，在我们现在条件下是不利的。真正要打赣州只有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现在何必着急。
    朱德也不赞成攻打赣州。
    周恩来项英王稼祥等多数领导人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
    毛泽东提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
    临时政府副主席项英说：
    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彭德怀的想法是：
    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会昌）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北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作依托。
    会议最后决定：进攻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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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提出：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训令规定：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四军组成主作战军，担任攻城打援任务；红一军团十二军和红五军团为机动部队；以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游击配合主作战军。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为支作战军总指挥。
    1月中下旬，红三军团/红四军分别从会昌/石城地区向赣州地区前进。
    王稼祥等人赴前线督战。途中，有人说：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中旬，留在后方的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
    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立即反驳：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大帽子如泰山压顶，毛泽东一言不发。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
    会后不久，毛泽东向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当然同意，政府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外20余里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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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日至7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执行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使命：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贺龙对此有不同意见：我不主张到广州，我觉得湖南边境农民运动做得好，有群众基础。到那里不致在盛夏时节千里行军，而且兵员容易补充。
    贺龙的真知灼见没有被接受。
    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经反思认识到：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刘伯承强调：不从实际情况出发，想打回广州，再来一次北伐，殊不知形势已经变化了。旧梦是不能重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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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进行人事安排，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20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11军军长，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
    当天，聂荣臻周士第率在马回岭起义的4军25师2个团3000人赶到南昌。再加上临时参加的11军10师，起义军总兵力为20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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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情满怀的起义军出师不利。
    陈毅从九江出发，追赶南下的起义军，他在途中遇见数名10师的军官，这几位正蹲在路上吃西瓜。陈毅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得到的回答是：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
    南昌起义爆发那天，10师便和20军发生冲突，打死20军教导团队长/学生各一人，并夺走其军部的全部军马。贺龙等人主张对10师师长蔡廷锴及其军官一并扣留制裁，更换10师的领导，但叶挺因为和他是老朋友，仍对其抱有幻想。
    叶挺邀请蔡廷锴会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亲切地说：高佬！就这么干吧！
    “退既不的，逃更不能”的蔡廷锴低头踌躇一下，随后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叶挺信任蔡廷锴，委以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1军副军长/第10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
    叶挺贺龙命令10师为南下前锋，先行出发。
    蔡廷锴表面“俯首服从”，心中则“待机定进退”。
    10师进抵南昌60里外宿营后，蔡廷锴召来心腹/29团团长张世德，对其表明心迹：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行动，应有妥善之计划方可。如果随叶贺返粤，他是共党，不会合作到底。欲听张军长消息，又不知何时始能联络。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党脱离关系，再作第二步打算。惟本师不少共产党员，三十团团长以下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员，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亦不少共产党员，倘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更是麻烦。
    张世德表示忠诚：而今怎样办就怎样办，总凭师长缜密处置，我是十二万分服从。
    经过密商，蔡廷锴制定翌日行军计划：命二十八团（我基干团）为前卫，三十团在中央，二十九团为后卫。密令张世德监视三十团之行动，向进贤前进。二十八团到达县城，即须占领各城门内外，三十团入驻城内，二十九团到城边附近，须监视三十团。
    4日，10师进至进贤。蔡廷锴令特务营在师部布下陷阱，然后命30团架枪休息，将团长范孟声等共产党干部骗至师部前空地集合，派兵强行驱逐，美其名曰：护送各人离部，使各人安全。
    范孟声从此失踪，生死不明。
    蔡廷锴率部与中共分道扬镳，转往福建，使起义军减少了1/4的兵力。这不仅使起义军“完全损失了战斗力强之一师”，而且影响到20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5团约700人叛乱。
    刘伯承认为：我们革命是要不断的不妥协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奋斗的精神，坚决的手段致敌死命，如对蔡廷锴有了断然的处置，保存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李济深的基干部队可说是完全失败了。乃计不出此，这是我们同志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游移误事的大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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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的坏境中，部队的军心动摇，纪律开始涣散。不少起义参加者认为20军的军纪最为不好。
    当时，中共党内存在“左倾”的偏见，把还不是党员的贺龙看作出身“草莽英雄”的旧军官，认为“草莽英雄”走到革命队伍里来，是投机，不可信任，只能利用。随军南下的高级干部谭平山张国焘等人认为：贺龙是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
    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人周恩来慧眼识英雄，将贺龙迎入党内。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江西瑞金的一所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郑重指出：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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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2日，贺龙率20军为左纵队从广昌出发，计划和右纵队11军在壬田会合后进占瑞金。距瑞金30里的壬田是起义军南下的必经之路。国民党第八路军右路总指挥钱大钧指挥的2个师中的一部分已到达这里，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率领2个师从赣州兼程赶来，其目的非常明确：堵截并消灭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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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死入生的陈赓有着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
    钱部溃不成军，伤亡被俘和逃散达6000人，残部3000人逃窜。钱大钧仓皇而逃，连坐的官轿都扔了。起义军冲进其指挥部，办公桌上的茶杯还是热的。起义军对钱部虽然追击30里，但是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
    25年后，陈毅谈及此役，仍有遗憾：
    这时候我们如果乘胜追击钱大钧，是很好的机会。因为钱大钧垮了以后，广东仅仅剩下陈济棠，只有很少的部队。桂系虽实力雄厚，但又不能不防张发奎，因张发奎和桂系有矛盾，他也正扬言要下广东。假若当时采用这个决定，虽未必能拿下广州，但把钱大钧全部歼灭，是极有可能的，局面会是不同的。但当时我们经验少：追钱，又怕朱培德迫我之后，且岚山岭一仗有大约上千的伤员，这些伤员也没法处理。客观环境很艰苦的，这个地区没有革命基础，几十里路群众都跑的精光了。军中缺粮，饭吃不上，找不到人抬担架，困难是很多的。于是便决定返回瑞金，至长汀，在长汀下船到汕头。以为到了汕头有了海口，国际就可接济，一切就会好转，可以下广州，进行第二次北伐了。这个决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路很偏僻，山多林密，群众基础很差，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的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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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中共前委决定改变原来取道寻邬入东江的计划，改经福建长汀/上杭入东江。
    9月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至长汀。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基督教徒傅连暲将起义军300余名伤员接入其医院，他是起义军遇到的第一个同情他们的医生。后，其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荣获中将军衔。
    前敌委员会在长汀召开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
    周恩来叶挺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
    20军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人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
    这两个计划的步骤正好是相反的。
    因为多数军官在艰苦行军后渴望早日攻占潮汕，部队既能得到休整，又能通过港口得到苏联援助，所以苏联顾问的主张得到支持，被采用。
    起义军继续南下。
    9月19日，进占广东省大埔县以南的三河坝。
    根据长汀会议的决定，朱德带领25师和9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监视钱大钧部，掩护起义军的侧背。
    主力部队继续向潮汕进发。
    随队留在三河坝的陈毅日后认为：
    ……这个三河坝分兵是个悲惨的决定。因叶挺十一军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十三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十七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力量全力对付叶贺。

天涯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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